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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宋相对於前朝,对於算学的重视应该是前无古人的。
    尤其是王安石主政时期,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“富国强兵”,这就必然要求实用。他主张“经世致用”,认为数学、水利、律法等都是治国理政的必备技能。
    因为实学导向的风格。
    他在熙寧兴学中,虽然未单独高抬“算学科”,但他大力整顿太学,推崇“实学”,为后来专科学校的设立扫清了思想障碍。
    数学被视为“理財”“测天”“营建”的基础,地位比纯文学要高。
    这是北宋抬高算学的开始,到了宋徽宗时期,蔡京推动的“崇寧兴学”。
    崇寧三年,国子监正式设立算学,与太学、律学、书学、画学並列。
    这是华夏古代极少数將数学纳入中央官学体系的时期。
    算学生上捨生毕业,可以授予通仕郎、登仕郎、將仕郎等官阶。
    这意味著数学好是可以直接换“编制”的,並非虚设。
    但理想很美好,现实很骨感。
    文人士大夫对算学生的鄙夷,是发自內心的。
    算学生毕业后,通常被分配到太史局或相关技术部门。这类官员被称为“伎术官”,在官僚体系中地位远低於进士出身的“文官”,升迁天花板极低,被士大夫阶层视为“工匠”或“术士”。
    而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,其实算学生的地位很是尷尬,也少有人会选择这条路。
    重点是朝廷朝令夕改的態度。
    其实说白了,就是宋徽宗也好,蔡京也罢,他们心里其实是看不起算学的。
    他们標榜继承了王安石的道路,所以有些东西有样学样,却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。
    这种表面上推崇,实际上看不起的心態,造就了宋徽宗一朝算学看似有前程,其实政令朝令夕改。这几年,关於取消算学博士的呼声,其实越来越高。
    说起算学博士,吴吴才想起一件事,那就是吴曄似乎管著太史局。
    算学这件事,也算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內……
    所以,大概只有先生,才会理解想要在算学上走出一条路的那些学子们的难处。
    没错,从开始进入国子监开始。
    吴吴就想过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路,才能顺利毕业,然后混个官身噹噹。
    这里边有两条路,一条路是正常的考试,科举,走经义的那条道路。
    但这条路老实说,对於他而言相对比较难,除非有吴曄盯著,帮助他,他才能勉强从这条路上走下去。而另外一条路,就是走王安石的“实学”的道路,这条路有个好处就是,自己还算擅长。
    但走出来的话,应该就没有多少前程了。
    当然,如果吴曄愿意帮助自己,那又是另一回事。
    可吴吴其实虽然也渴望吴曄的帮助,但他心里也有几分自己的傲气的。
    如果可能,他希望不靠吴曄,先走到自己走不动的时候,才去寻找外援。
    算学,毫无疑问,就是他选择的,自己擅长的道路。
    但他没想到,在这条道路上,吴曄能帮助到他的地方更多。
    那些密密麻麻的,几十上百的算学公式,对於醉心於算学的人,简直就是无价之宝。
    “几位小先生,可否容许我抄录一番,再回去研究!”
    吴吴对这些公式爱不释手,提出自己的要求。
    三小听说他要抄书,巴不得。
    他们虽然好为人师,但也是孩子,如果学生愿意坐在这里抄书了,他们出去玩一会不过分吧?“你抄,你抄……”
    对於吴吴眼中的无价之宝,却是小青他们早就记得滚瓜烂熟,並不觉得珍贵的知识。
    他把书给吴昊一推,然后带著闰土和玄钧出去玩了。
    吴吴就坐在那里抄书,也忘了时间流逝。
    而另一边,吴曄和李纲在另一个院子畅聊,很快將话题转到河北路上。
    “宗大人那边,任务重啊,他不止一次写奏状跟朝廷说过,在地方上,懂得实务的官吏,实在太少……”
    李纲隨口抱怨的问题,却让吴曄笑起来。
    这种事,不是理所当然吗?
    古代科举考试的內容,从来和这些实务无关。
    所以当官的去了地方,都是经歷了歷练,才逐渐学得各种务实的本事。
    这还算是一些有抱负的官员,许多有后,能钻营的官员,在地方上压根不干实事,对於许多东西自然是不懂的。
    但治理一方,身为官员並不需要自己懂,能统筹就够了。
    虽然没有所谓的技校,但地方上也有不少懂实务的小官,或者吏去配合当地的地方官,平日里倒也够用。
    可是如果真的遇见大灾大害,或者像宗泽这般领著吴曄的命令去准备抗灾的时候。
    许多地方官四肢不勤,五穀不分的毛病马上就显露出来。
    所以宗泽才会感慨懂实务的官员太少了。
    “说起来,这个弊病,並非我朝有,当年王公也曾经想过通过实学来提拔一批官员,不过这件事终归还是搁置了!”
    李纲隨口的一句话,却引起了吴曄的注意。
    他也许就是隨口一提,因为作为科举受益者的他,必然有种看不上那些人的意思。
    虽然李纲也隱约感觉到,地方上的问题不懂实务,是个挺离谱的事。
    但他只会觉得是官员疏忽职守。
    不过吴曄却敏感地抓住了其中的痛点,恐怕宗泽抱怨的並非官员不实务。
    而是真正懂得实务的“官员”太少了。
    主事者不懂技术,或者不是技术出身,这点不奇怪。
    就算是放在后世的官员系统中,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,可是跟后世不同的是……
    因为知识的普及,基层中其实有大量技术官僚。
    这些人支撑起了基层的运转和实务,而且他们也不缺进步的空间,而大宋呢?
    一技术官僚。
    这个词是后世的说法,但放在大宋,对应的就是那些真正懂得实务的官员。
    管水利的,要懂水文和工程;管粮仓的,要懂仓储和损耗;管田赋的,要懂丈量和计算;管军工的,要懂冶炼和火药配方。
    这些岗位,需要的不是会写诗作赋的文人,而是真正干过、算过、下过功夫的人。
    而大宋目前的官场现实是什么?
    一个进士出身的知县到地方上任,连田亩册都看不懂,全靠下面的吏员念给他听。
    一个管河道的官员,连水涨多高需要加固堤坝都判断不出来,全凭经验老到的河工作主。
    这些进士老爷们不是不想干好,而是他们受的教育里,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。
    而那些真正懂实务的人呢?
    他们在底层。他们是那些在地方上干了二十年的老吏,是那些在工坊里摸爬滚打的工匠头目,是那些在太史局里夜观天象的天文生。
    他们没有功名,没有出身,没有门路。他们即便有天大的本事,也只能一辈子在底层打转,永远不可能进入真正的权力体系。
    王安石当年看到了这个问题。
    熙寧变法期间,王安石大力整顿太学,设“三舍法”,推广“实学”。
    他要培养的不是只会吟诗作对的文人,而是能够经世致用的官员。他甚至在科举改革中一度废除了诗赋考试,改考策论,目的就是为了选拔那些有真才实学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。
    但王安石的改革最终失败了。
    原因很复杂,有保守派的抵制,有新旧党爭的激化,也有王安石自身过於激进的策略。
   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,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根基就是经义和文学,你让一个读了二十年圣贤书的进士去和一个工匠平起平坐,那是要了他们的命。
    所以王安石的实学改革,最终只落了一个“重术轻道”的骂名,在士林中备受嘲讽。
    到了蔡京时代,哪怕他打著“绍述新法”的旗號,也搞了算学、书学、画学等专科学校,看起来是继承了王安石的路子。
    可蔡京本质上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他搞这些学校不是为了培养人才,而是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。他打心底里也看不起这些“伎术官”,不过是因为宋徽宗自己喜欢书画、喜欢祥瑞、喜欢各种奇巧的东西,蔡京才投其所好罢了。
    所以,算学表面上有了中央官学的地位,算学生毕业还能授官一一通仕郎、登仕郎、將仕郎。听起来不错,可实际上呢?这些官阶是最低等的文散官,而且算学生毕业后大多被分配到太史局去当“技术员”,一辈子就是个伎术官,升迁的天花板低得令人髮指。
    在同榜进士们已经在地方上当通判、知州的时候,他们还在太史局里对著浑天仪算星位。士大夫们看他们的眼神,和看一个手艺好一点的木匠没什么区別。
    吴曄想到这里,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。
    “先生!”
    李纲打断了吴曄的思索,起身告辞:
    “本来想要跟你多聊一会,看来有事……”
    他指了指门外给他使眼色的僕人,做了个抱歉的手势。
    吴曄起身,將他们送出去。
    等到其他人送走了,吴曄才想起自己那位族兄,被他冷落一边。
    他沿著廊道,找到了正在抄录公式的吴吴。
    吴曄悄悄走到他的身边,他都没有发觉。
    “愿……”
    看到吴吴认真的模样,吴曄脑海中有个想法,逐渐成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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